《文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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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人生》3月
    2013/1/29 17:48:16| 发布者: | 查看: 7582

    目录

    实力

    时光折叠 赵柏田

    赵柏田简介及创作年表

    史笔诗心——赵柏田访谈 /包丹虹 赵柏田

    散笔

    一眼望不到尽头 江少宾

    对一口牙齿的命名(外一篇)陈

    人在天涯 勾长吉

    植物高过了庄院 刘汉斌

    【散文新锐联展作品】

    伙伴 才苟

    小说

    你是什么星座?老鹰

    牛马在风中 楚灰

    庄严的爱情 方格子

    李新立

    汉诗

    ——中国诗歌论坛方阵

    诗生活论坛十一人诗选

    王彦明

    刘星元 邓志强

    何建生 陈建正

    新势力

    李唐小说二题 李唐

    评谭

    犀利与凸现

      ——读陈然的荒诞小说 罗克岩

    一眼望不到尽头

    江少宾

    当木头成为小偷的时候,三哥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可以容忍自己的儿子不爱学习,夜不归宿,但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是个小偷。那一刻,三哥的世界完全黑了下来,他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了。那种锥心蚀骨的痛,让这个45岁的中年投递员,一步迈进老年。

    几天工夫,他消瘦了许多,他甚至已经无话可说。他为儿子的偷窃行为感到羞耻,即便是面对自己的亲弟弟,他也为之羞耻,仿佛那是自己的过错。但他的自责其实毫无意义,偷,一旦成为事实,便是一段无法抹杀的污点,一个恶。木头,我的亲侄儿,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小偷这个低俗的恶名,将成为他醒目的标签,让他在这个原本就不属于他的城市里,像一株被丢弃的水草,独自漂泊。

    三哥来合肥,99%是因为木头,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1%,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憨厚老实的乡下男人,原本应该踏上另外一条人生路,但无常的命运和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那一年,三哥要去当兵,政审关和体检关都过了,就在三哥意气奋发、准备投笔从戎的前几天,母亲突然就变了卦,母亲说,我不准你走,你要是走了,谁来给我送老?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一下子就把三哥火热的军营梦浇灭了。三哥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最后,他居然真的没有走。这个决定已经够令我们吃惊的了,更令我们吃惊的决定,其实还在后头。为了让母亲彻底放心,为了能陪着母亲一直到老,三哥主动提出结婚生子,以尽一个人子的最大的孝道。在二十年前的乡下,一个男人一旦结了婚,基本上就是铁板一块,再无挪动的可能。三哥的生活从此清汤寡水地流了下来,像那些乡下的男人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经营着同样贫瘠的生活。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三嫂——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蛮不讲理的乡下女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的母亲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她拒绝支付母亲的医疗费,她用天下最粗鄙最恶毒的词语当面诅咒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她仿佛是有理由诅咒的,如果不是当年母亲的阻挠,她的丈夫一定已经走出了小村牌楼。只是她没有想过,假如三哥走出了牌楼,他们这段不幸福的婚姻也就不会有。母亲在改变了三哥命运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三嫂的命运。三嫂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目光的长度,短到无法丈量,短到让人痛心。她只知道诅咒——诅咒母亲,诅咒三哥,诅咒自己的儿子木头,她还诅咒“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尽头……她觉得她是我们家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她从来没有诅咒过自己。

    三哥的牺牲和孝顺成为母亲晚年最大的痛,这种痛,甚至比肉体上的疾病更令她难受。每次说到三哥,尿毒症的母亲都会面容哀戚,每次只要三哥偷偷地送点钱来,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拐弯抹角地透露给我们。母亲毫无掩饰自己对三哥的愧疚和心痛,她说,你三哥是个老实人,他吃我的亏吃得太狠……她说,你三哥要是不翻身,我死都不能闭眼睛……这些话,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对三哥说起过,我也不知道三哥领不领母亲的这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把所有的爱心都给了木头,她对木头的过分溺爱,已经到了我无法形容的程度。正是在母亲的坚持和怂恿下,三岁那年,木头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从幼儿园开始发蒙入学。

    三哥就这样到了合肥,当过一段时间的饭店厨师,也开过一段时间的大排挡和玩具店,最后都不了了之。现在,他是两家报社的投递员。一份是早报,他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出门,八点钟之前完成所有的投递。风雨无阻,两次不按时完成投递,就有下岗的危险;一份是晚报,投递工作从下午一点半开始,大约要投递到下午五点。风雨无阻,一次不按时完成投递或者投递错误,就有下岗的危险。这是迄今为止,三哥干得最长的两份工作,他卖力而精心地投递,平均每个月可以挣到两千元。在那两支投递员队伍里,三哥是年纪最大的男人,他已经45岁了,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能再做投递员。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省会城市,没有文凭、没有技术的三哥又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去做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去做的苦活、脏活和累活。在城市生活的洪流里,三哥只能寄身社会的最底层,以最辛勤的劳动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盛夏的中午,阳光似火,天地间像个大蒸笼,三哥要从一楼爬到六楼。隆冬的清晨,寒风刺骨,呵气成冰,三哥要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四处奔波……这些年在合肥,三哥吃的那种苦,和先秦的徭役差不多。然而,我根本就帮不了他,甚至无法帮他换一份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在这个原本就不属于三哥的城市里,挣钱可能不是问题,但钱,却解决不了他的根本问题。一切,只能靠他自己。

    他们租居在南郊的一个城中村,三哥、三嫂、木头,一张床,三个人。木头已经11岁了,还和三哥三嫂睡一张床,他也只能这么睡,逼仄的出租房里,逼仄得已经放不下一张茶几或板凳。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三个人的夜晚,一对在欲望里挣扎的父母,如何避免自己的孩子发现他们的肉体的狂欢。我同样无法想象一个11岁的孩子,当他从睡梦中突然醒来,他的惊恐与颤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的折磨……我相信夜晚已经成了木头最大的噩梦,我甚至认为,这是木头夜不归宿的直接原因——11岁,其实已经懂得男女之事,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他们普遍早熟,人小鬼大,对大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兴趣。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11岁,小学五年级,我们几个小伙伴跟在孬子后面,想方设法地骗他脱掉自己的裤子。那个壮硕的孬子,一脱掉裤子就揉搓自己的下身,嘴里喊着一二三四……许多年之后,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散文《消失》,文章发表之后,山西的一位中学老师对这个场景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这个场景,他断定来自“拙劣的杜撰”,且“不怀好意”。这位城里长大的老师肯定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孬子,他可能也不知道,虚构不是小说的专利,但散文的虚构有最起码的底线。正如我现在写到的三哥三嫂和木头,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虽然不会美化他们的心灵,但也绝不会恶意杜撰。

    在城中村里长大的那几个“野孩子”,我都看见过,有几个,还是木头的同班同学。他们和木头一样疏于父母的管教,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都洋溢着遏制不住的乖张和戾气。盛夏的正午,毒太阳下面,时常可见他们三五成群地在大马路中间来回奔跑。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热爱奔跑,在大马路上奔跑,奔跑仿佛是一件必需品,他们的生活一天也不能少。当疲惫的三哥忽然结束一天的投递,发现木头和这帮“野孩子”打成一片的时候,一切都迟了,这个玩性十足的孩子,已经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不服管教的道路上肆意奔逃。木头,这个受难的孩子,很快就开始了不辞而别、夜不归宿的流浪生活,三哥三嫂满世界疯狂地寻找,结果一无所获。他能去哪里呢?他才11岁啊,那些漫长的城市的夜,没人知道他究竟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三哥的苦难史从此拉开了黑色的序幕,深重的黑色,一眼望不到尽头。木头,这个受难的孩子,他对自己的夜不归宿闭口不谈,他的沉默黑夜一样,一眼望不到尽头。怒火攻心的三哥终于操起家里唯一的板凳,三嫂刚刚准备阻拦,就听见骨头折断的声音。木头11岁的骨头不堪一击,三嫂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见骨折的声音。瘫倒在地的木头居然没有哭(我没有亲见,因此我一直难以相信)!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父亲,眼里燃烧着两小株仇恨的火苗。

    这是三哥唯一一次对木头动手。那两小株燃烧的愤怒的火苗,让三哥感到彻骨的寒冷,让三哥的夜晚有了一连串的恶梦。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动木头一根毫毛!三哥说,我不敢再对这小子动手。我想笑,然而我笑不出来,面对一个提前老去的父亲,面对一个父亲的无奈与无助,我感到一阵阵心酸。

    康复的木头,只是好了骨头,他开始了变本加利的叛逃。他加大了夜不归宿的频率,他还加深了沉默的长度。最后,他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小偷!你们不是不给我钱吗?我自己去偷!当三哥决定对木头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木头开始了公开地反叛。他简直是在挑衅了,不幸的是,这个鬼迷心窍的孩子,他竟然在同伴的挑唆和调教下,屡屡得手!他从家里偷到了家外,从低档的小卖部偷到了人流如织的大超市……这个11岁的鬼迷心窍的孩子,终于在离经叛道的征途上,完成了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完成得如此惊心动魄,如此令我们心惊肉跳。这个11岁的孩子,他肯定不是恶的,但他归于恶。他小小的恶,像一场灾难,让我们全家人无比难过。

    三哥被木头彻底击垮了。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了一个小偷,他甚至连死的心都有!这个我无比熟悉的乡下汉子,我的亲人,他的世界开始下雪,他在一阵一阵袭来的寒意里语无伦次,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假如我们在牌楼呢?要是在牌楼,木头或许不会偷?没人能够回答三哥的问题,生活是没有“假如”的,能够“假如”的,只是我笔下的这些文字。事实上,我根本就无法解释今天的木头,他的叛逆,他的偷。我只能木然地看着三嫂,她披头撒发,声嘶力竭,像一头身受重伤的母兽。

    她深长的伤口,我无药可救。那个唯一可以帮她疗伤的人,早已和她形同陌路。

    而我的三哥——无计可施的父亲,他在无以复加的绝望里沉陷,他唯一能想到的解脱,就是死。然而死亡,从来就只是灾难,而不是真正的解脱。

    孩子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一件礼物,作为父母,我们其实别无选择。许多日子过去,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越发意识到为人父母的神圣职责。一个人的命运,确实是可以被人修改的,很容易修改,而这种修改,时常难以察觉。那次骨折之后,木头在我家里住了一天两夜,我很想和他聊聊天,我努力过了,但没有实现。一天两夜,他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嗯”过一声之后,很快又归于沉默。他小小的心脏里似乎埋着一个秘密,正是这个秘密,让他离一个11岁孩子的正常生活越来越远。

    他怕黑,不敢一个人睡,电视看到深夜,声音响彻。直到看得累了,才倒在沙发上昏沉沉地睡去。电视上的雪花点兀自呼啸,可能也只有如此,他才敢一个人安然入眠。我问他,你平时都这么看电视的吗?他“嗯”了一声。在什么地方看?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才艰难地挤出两个字:“外面”。我默然。我不想知道“外面”究竟在哪,就算我想知道,他说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我把一碗汤盛到他跟前,他很响地喝着,片刻就见了底。我又给他盛了一碗,他又喝了个精光。可怜的孩子,这是在小叔的家里啊,他心里明明还想,却不肯主动说出来!这个11岁的孩子,他的心,已经成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潭。

    我不能想象。事实上,我也无法想象。在我36年的人生经验里,小偷应该是走途无路的同义词,他还应该是被动的,卑微的,可这个11岁的孩子,却大张旗鼓地引以为荣地投身这一行列,他呼朋引伴,乐此不疲……在他那段水深火热的短暂人生里,一定还隐藏着一些我无法了解的东西。还有那群混迹于城中村的 “野孩子”,他们早已被勒令退学,他们也正好乐得如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除了结伴群殴,玩和偷,以及一大把无法消磨的时光,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这群不安定的社会因子,潜伏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的危险不为人知,与日俱增,却被社会久久忽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确切的家庭住址,他们是漂泊着的一群,在这个城市,他们没有档案,当然也没有名字。

    因为担心木头,我不止一次劝三哥换个住处,至少要给木头一张自己的床——一个在城里漂泊的人,如果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将更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他还只是个孩子。搬到哪里去呢?三哥不知道搬到哪里,三哥更没有搬家的勇气。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5年,如果现在突然让我搬家,我同样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安身地——在漫长得已经没有乡愁的生活里,我其实比木头更容易迷失自己——我和木头的差异,就是我的物质生活相对体面一些(还不至于沦为一个小偷),我还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命运(我为此进行着不懈的战斗),如此而已。

    我时常担心着木头,就像担心我自己。

    2010-8-10,合肥


    你是什么星座?

    老鹰

    刘东枕着手臂,斜斜地躺在职工宿舍的单人床上。窗外,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终于如期而至,伴随着持续几周的降水,把城市笼罩在濛濛的铂灰之中雨水打在宿舍的玻璃窗,反弹出节奏单调的啪啪声,持续而空旷。这让刘东感到厌烦。但他懒得离开床铺,只好翻身从垫着的棉絮里抠出两团棉花,堵住耳朵。温热的被子浮泛着一股潮气,混杂了隔夜的烟草味、汗酸和脚臭。刘东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过多的睡眠却让他感到晕眩,有一种漂浮的错觉。他用手捋了捋凌乱不堪的头发,抠眼角的眼屎,配合着用两个手指头搓成一团,轻轻从指间弹了出去。

    墙上几年前的挂历,挂历上手持鲜花的女人穿着清凉的蝙蝠衫,露出空洞的笑容,在秋冬交替的时节显得突兀而清冷。刘东盯着挂历看了一会,随手打开了床头的收音机。也许是频率没有调准,也许是受到天气的影响,收音机发出模糊的沙沙声。一个声音做作的女主持人正在认真地和听众探讨星座与人生的话题,刘东听了一会。

    狗屁。刘东轻蔑地说。全是他妈的狗屁。

    每周的几个固定时段,城市的电台总是按时播放着这个叫“星座与人生”的节目。刘东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人生和星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实质性的联系,但他对那些准时收听这个节目,并深信不疑的人感到可笑。他抓过一个啤酒瓶,对准瓶口撒了一泡尿,朝窗外扔了出去。这个恶作剧让他感到幸灾乐祸,甚至有一种回到单身年代的无比轻松的感觉。刘东吹着口哨把两只脚蹬进了脏兮兮的牛仔裤,然后蹲在地上系起了回力鞋带。

    收音机里传来女主持人甜腻的声音,您是否深陷于人生的困惑而无法解脱?您是否沉浸在逝去的旧梦里不能自拔?您是否又充满对未来的疑虑而深感迷茫?用星座解答人生,用星座指导人生。是本节目的服务宗旨,如果您有任何人生方面的问题,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刘东学着女主持的声音,快乐地重复了热线的号码。 在关掉收音机的一瞬,他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假如星座真的能够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那么,什么是存在的意义呢?

    刘东和妻子萍的冷战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和所有陷入冷战的其他夫妻一样,刘东一直说不清这次争吵的真正原因。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婚姻中两个人总是需要用这种不可理喻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很多事情恐怕是不需要原因和结果的。或者说,冷战本身就是婚姻的一部分,所有刻意的争辩和无谓的追问,不过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1987年,报纸和电视上不时传来苏联和美国产生摩擦的各种消息。这让刘东觉得,即使是国家之间,冷战所体现的人的本性,和夫妻之间也是如出一辙,毫无差异的。这种想法加深了他对婚姻生活的失望。

    刘东就是在这种失望之下,做了搬去单位的宿舍的打算。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看见陈萍站在房间门口,一只手扶住门框,脸上浮现出捉摸不定的表情。

    陈萍看着刘东认真地把衣裤一件件地叠好,然后整齐地放进纸箱。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轻蔑的笑意。

    刘东捕捉到陈萍表情的变化,他说,你在笑什么?

    陈萍的脸上再次浮现出轻蔑的神色,我只是觉得可笑,我以为只有女人和丈夫吵架的时候,才会玩这种离家出走的无聊把戏。

    刘东认真地想了想说,时代已经不同了。男女平等,这就是社会的进步。但男人和女人吵架,总是需要有一个人离家出走,女人进步了,男人就只好离家出走,所以应该这样认为,一个社会里,女人的进步,总是以男人的忍让和退步为代价的。

    刘东的论述让陈萍感到无言以对,每次争吵的时候,刘东这种一本正经,却近乎无赖的语调总是让她无比愤怒又无法发泄。她用牙齿咬了咬嘴唇,指着纸箱说,我不想听这些的废话,你要滚。是,带走这里不属于你的东西。

    刘东把箱子端起来放到床上,他仔细地看了看,疑惑着说,这都是我的衣服。

    陈萍冷笑说,是吗,你不要忘记就连你现在身上穿着的裤衩,都是我给你买的。

    刘东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你会特意提到这条裤衩如果你觉得它对于你有某种纪念意义,我很乐意把它脱下来。

    陈萍再一次失语,她压抑着肚子里的怒气,看着刘东像搬运工一样把零零碎碎的东西搬出了房门。对门的邻居老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好奇地问刘东,你这是要出门吗?刘东抹了抹脸上的汗,老你怎么不过来帮我搭把手?老只好帮着把箱子抬到刘东肩上。刘东斜着身子朝老做了一个鬼脸,刘东说,老,你知道吗?女人就是喜欢讲卫生,她们总是习惯把不需要的东西扫地出门。

    陈萍后来给刘东打过一次电话,刘东拿起了话筒,那边却没有声音。他凭感觉猜出那是陈萍。刘东对着话筒沉默片刻,他说,即使你不说话,我也知道是你。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向我暗示你的存在。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冷静的过程。

    刘东还想说什么,那边却传来挂机的声音。这让他心里反而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女人总是习惯于采取一些特殊甚至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一点,陈萍也不例外。刘东猜测,也许陈萍认为一切跟往常一样,最多不会超过三天,刘东就会回去寻求她的原谅,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星期,刘东仍然像一只侥幸逃离笼子的鸟一样,丝毫没有回去的打算。陈萍心里一定是感到了失落。

    刘东慢慢挂下了电话。因为长期的使用,单位公用电话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他摩挲着话筒,心里涌上一种莫名而空旷的孤独。他不知道,除过陈萍,在这个城市里还会有谁给自己打电话。

    刘东把手伸进牛仔裤的裤兜,碰触到几个冰凉的硬币。他掏出来,排在手心里掂玩。,突然有一串号码从脑子里跳了出来。刘东想不起这个号码来自哪里,他低头喃喃重复了几遍,在脑海中竭力搜索,却一无所获。就好像遇见一张熟识的面孔,却想怎么也不起是谁。

    这个困惑让刘东暂时忘掉了陈萍带给他的阴郁。徘徊片刻,刘东犹豫着按下了号码。嘟声想起的时候,他甚至开始为自己编造了拨错的理由。

    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你好,这里是“星座与人生”节目,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这时,刘东才想起这其实是电台的热线。

    想挂掉,却突然从心里冒出了某种类似于恶作剧的想法。他清清嗓子,是这样的,我一直是你们节目的热心听众。说到这里,刘东自己了出来。导播说了声,谢谢。只好收敛了笑声说,我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但说实话,我总是对星座与人生的联系感到怀疑。为了消除我的这种疑虑,我们可以不可以做一个测验?

    测验?电话里流露出惊诧的语气。

    刘东说,是的,测验。导播说,怎么测呢?刘东想了想,我想让所有这个节目的听众来猜一猜,我是什么星座。导播说,听上去挺有意思的。不过,你应该告诉我们你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你的爱好,你喜欢什么颜色,甚至你有什么口头禅或隐秘的癖好。

    不。刘东直接地打断了导播的话,我觉得爱好、颜色、口头禅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狗屁意义,对不起,原谅我讲了粗话,但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的生活不能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导播沉默片刻,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你的情况,否则,这个测验就没有意义了。

    刘东想了想说,我唯一能透露的是,我是一个与妻子冷战中的男人。

    独居的日子漫长而无聊。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让刘东感到无所适从。很多时候,刘东习惯于一个人在街上无聊地晃荡。一天傍晚,他站在百货商厦的门口的天桥上,看着桥下来来往往的人群,一个个表情冷漠,行色匆匆,突然从心底浮现出某种上帝式的悲悯。但这种悲悯很快变成自嘲。他不无悲哀地想,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荒芜而隔绝的,如同漂浮的孤岛。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拯救的人,又凭什么奢谈悲悯呢?

    几天以后,刘东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女孩用一种试探的口气问,你是天秤座吗?刘东对这个不知所以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你是谁。电话那头支吾着说不出话。刘东说,如果我们不认识,那我就只好挂断了。女孩的声音急切起来,请别挂。你给电台打过电话,是吗?刘东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女孩忙补充说,就是那个叫“星座与人生”的节目。刘东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女主持人做作甜腻的声音。他说,也许打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女孩笑了,你知道吗?这个节目的很多听众都在猜测关于你的一切。我好不容易才从电台问到你的号码。

    刘东说,是吗。我不关心和这个节目有关的一切。如果你愿意参加这种无聊的竞猜,完全可以把电话打到电台。

    女孩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她在电话那头失望地说,我以为你是天秤座的,可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猜错了。

    刘东突然对女孩的话有了兴趣,他问,为什么。

    女孩说,因为天秤座的男人最容易犹豫不决,面对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总是寻求别人的帮助,他们不懂如何决定,更喜欢逃避现实。我想,这或许是你把电话打到电台的原因。可是,你说话的态度又让我对先前的判断产生怀疑。我觉得,你更像是,白羊座。

    女孩说,只有白羊座的男人才不会需要别人的同情或帮助,因为他们是典型的大男人主义者。

    刘东忍不住笑出来,那你就在考虑成熟以后再猜吧。

    挂断电话,刘东觉得,对自己的生活而言,这多少算是个有趣的插曲。他想找人转述,却想不起找谁。他当然不愿意给陈萍打个电话。在两个人过去不计其数的争吵中,每次都以刘东的屈服告终。陈萍甚至把这种屈服当成是必然的结果。这让刘东在这段并不漫长的婚姻里,充满了对现实的挫败感。

    有一天,刘东在下班的路上碰到了同事小邱。小邱是个看上去有些凹脸踏鼻的女孩,对任何事情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她雀跃着向刘东打招呼,这种过分的热情让刘东感到尴尬。 小邱拿着铝制的饭盒,和刘东并排走在一起,肩膀不时的碰触,刘东感到有些不适。小邱却毫不在意,她说,听说你最近跟老婆闹矛盾呢。

    刘东从心底反感这种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但他觉得小邱的这种询问,也许是出于作为同事的关心,或者,跟她大大咧咧的性格有关。刘东说,也许是。不过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小邱奇怪地说,为什么。刘东为眼前这个单纯到近乎愚蠢的女孩感到悲哀。他只好说,有些问题的探讨,是需要合适的场合和对象的。比如说,刘东举了个例子,你会和张主任在开会的时候讨论去年服饰的流行趋势和今年有什么不同吗?

    小邱吐吐舌头,扮了个鬼脸。张主任是个一脸严肃的胖子,五十多岁就谢了顶。

    刘东说话的方式让小邱忍俊不禁。小邱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小邱又说,你知道吗,咱们单位的女同事,都一致公认你是最懂得幽默的男人。刘东的脸上做出惊诧的神色,请问你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完成这项民意调查的?是无记名投票,还是举手表决?小邱吃吃地笑着,她用手敲打着刘东的肩膀说,呸,不要脸。给你个杆子你倒还真往上爬啦!

    刘东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陈萍的存在。 她牵着17寸的大雁牌女式单车,站在不远处的水果摊旁边。水果摊老板正拿着秤好的水果塞给她,陈萍却没有接手,只是一动不动看着这里。刘东的目光飞快地从陈萍身上扫过,他侧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个举动让不明缘由的小邱感到惊讶,她伸手拉了拉刘东,我说,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呀?刘东说,没什么,我突然想起点事。

    陈萍推着车子迅速地穿过马路,挡在刘东的前面。她不紧不慢地朝小邱的背影瞥了一眼,然后盯着刘东问,那女人是谁?刘东的目光游离在空气中。良久,他说,只是一个同事。陈萍的嘴角露出轻蔑的笑意,一个同事?刘东没有再说什么。他低头看见陈萍穿着一件式样过时的藏青色灯芯绒大衣,胸前一颗纽扣的线头已经松掉,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陈萍故意重复着刘东的话,只是一个同事?刘东不耐烦起来,随便你怎么想。你觉得我需要解释吗?陈萍冷笑着,我没说要听你的解释。

    刘东不说话了,两个人站在街边的人行道上沉默着。秋冬交替的时节,街道上堆满了悬铃木的落叶,一阵北风吹过,很多枯黄的叶子在细雨中静静地飞旋起来,像挥翅的蝴蝶,飘向青灰色低矮的天空。刘东看到陈萍把头发松松地捋到耳后,发尖上渗出了微小的雨丝。他捕捉到陈萍眼中一闪而过悲哀的神情。陈萍抚着手臂,突然叹了口气,我真傻。其实我早该猜到你在外面已经有女人的。

    刘东拿着挂号单,坐在人民医院脑科门口的长椅上。四周充斥着嘈杂的声音,这让他感到心烦意乱。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护士朝门口喊着,何东。何东。何东在哪里。刘东站起来,指着单子问,你是在找刘东吗。女护士白了他一眼,你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刘东说,我写的明明是女护士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就算我看错又怎么样?你以为这里是书法培训班呀。

    医生交叉着手指,放在桌子上,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刘东,你怎么不舒服。刘东说,我不知道。医生问,头痛吗?刘东揪住自己的头发,低着头说,就是睡不着。医生说,我问的是你头痛吗。刘东痛苦地捂着脸说,有什么差别吗。你没有尝试过整夜失眠的滋味。没有比失眠更痛苦的事了。医生看到刘东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泡像金鱼一样浮肿。医生说,如果只是失眠,那就好办了。刘东的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医生指着门口,你出了这个门,朝左边走,到精神科,叫那里的医生给你开点安眠药。我们这里接待的主要是脑瘤患者。

    1987年初冬,整夜的失眠让刘东看上去无比倦怠。他知道这和不如人意的婚姻近况有关,却无法阻止自己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这让刘东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有一天,刘东又接到了那个女孩打来的电话。这次,刘东很快回忆起来。刘东说,你猜到了,是吗。女孩惊诧地说,你怎么知道。刘东说,你自己说过的。女孩哦了一声,她说,也许前两回我都猜错了。但是现在,一定不会这样了。刘东用肩膀夹住话筒,剥着手指甲说,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女孩没有回答。她说,从前,有一位长角的牧神,叫潘恩。他不仅奇丑无比,还长了一双山羊的蹄子。于是牧神潘恩在众神面前感到自卑,只好通过吹箫,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后来,宙斯知道潘恩很会吹箫,就邀请他来参加众神在原始森林里开设的酒会,凄美的箫声伴随着淙淙流水,久久回荡在森林里。多头的百眼兽听到了,奔腾呼啸而来,所有的天神变成各种动物纷纷逃走。潘恩却犹豫不决。后来,他决定变成一条鱼,但河水太浅了,跳进去之后,只有下半身变成了鱼,上半身还保留着那个可怕的头颅,还有头上的角。

    刘东听完了这个故事,没有说话。女孩说,你知道吗?下半身的鱼尾象征了摩羯座害羞的特质。你是一个害羞的男人,只是不愿意承认。

    刘东想了想,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不认为这个故事本身能代表什么。或者说,这只是西方某个民族的一个传说。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理解,比如自然科学,我倒觉得那只叫什么潘恩的鬼东西,很有可能代表了生物进化的不彻底性。

    够了。电话那头的女孩子透露出不快。她说,如果你觉得我猜错了,可以直说,不需要这么拐弯抹角的取笑。

    刘东说,你误会了。我像是会取笑别人的人吗。如果你知道有关我的一切,你就不会这么认为,甚至,你还会对我心怀怜悯。

    刘东没有想到女孩子会很快把电话挂掉。这让他心里感到烦闷,为什么自己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虽然他对这个女孩的话题谈不上什么兴趣。

    刘东放下电话,注意到一旁的张主任。张主任的脸上透露着不易察觉的笑意,对于平日不动声色的他来说,像是意味着某种征兆。张主任朝刘东点点头,在跟谁打电话呢。刘东说,不认识。刘东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张主任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了。张主任说,不认识也能打这么久,你要知道,单位的电话也是要花钱的。刘东叹口气说,是的。也许若干年以后,应该有人发明一种叫可视电话的东西。刘东配合着用手比划说,我们只要事先打开那个像电视屏幕一样的东西,先看一下,认不认识,再来考虑是否接听。这样,就可以极大地节约电话的费用,以及办公的成本。刘东的设想引得一旁办公的几个同事捂着嘴咯咯笑,只是迫于张主任的在场,不敢发作。

    张主任的脸涨得通红,他看着员工们像虾一样把身子弓起来偷笑,突然吼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上个月她妈连公司规定的一半指标都没有完成,还敢在这里跟我谈什么可视电话。这个月要是再不能完成指标,就趁早给我卷铺盖滚蛋。

    同事们看到刘东的脸上仍然挂着浅浅的笑意。陈萍说,刘东笑起来的时候,左侧的脸颊会浮现出浅浅的酒窝,这种笑容类似于电视主持人职业性的微笑。人们对刘东的笑容感到困惑,他们以为刘东一定会表现出某种愤怒的情绪。但刘东只是朝他们做了一个美式耸肩摊手的动作,他淡淡地说,爱迪生一定会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这样一个扼杀创意的时代。

    冬天,城市的上空落下一些雪似的东西,夹带在细雨中,打在脸上有种彻骨的冰凉。刘东坐在街心的长椅上,伸手接在手心里,仔细地看了很久。一旁玩耍的小男孩也发现了,他用快乐的语调大声重复着,下雪啦!下雪啦!刘东对男孩说,这不是雪,是雪子。你的科学老师没有告诉你真正的雪和雪子是不一样的吗。男孩把眉毛拧成了一团,厌恶地看着刘东说,你放屁。你不会连雪都不认识吧。刘东看到说脏话的男孩目光里流露出某种稚嫩,他低头叹气说,如果你觉得是雪,那就是吧。有什么区别吗。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以言。

    刘东没有想到陈萍会在这样的天气里去找小邱。刘东出现在单位的时候,陈萍已经走了。业务部的李红梅捂住嘴假装咳嗽了一声,三五成群的人纷纷散开。刘东看到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彼此心照不宣的神情。李红梅故意大声说,这天气,可真冷呀!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是呀,是呀。冻得我牙都快掉了。李红梅扑哧一声笑出来,是吗。

    这时候,张主任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环视了一圈。刘东看到他脸上强压着某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张主任对刘东招招手说,小刘,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张主任拿出瓷杯,从抽屉中摸出一小撮茶叶。他拍着刘东的肩膀说,先坐下,喝杯茶。刘东看着张主任,有什么事,就直接告诉我吧。我还是不太习惯这样拐弯抹角。张主任的脸上一闪而过尴尬的表情。

    张主任说,小刘,你大学毕业到咱们单位,有好几年了吧。刘东说,是吗。我没有算过。也许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它不过是你的开场白,为了珍惜时间,还是请你直奔主题吧。张主任放下了茶杯,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他的脸上露出一丝遗憾的表情,你不知道,单位里其实一直是很器重你的,特别是你先前在工作上的表现。作为中层干部重要的后备力量,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刘东没有说话,他以为张主任接下来会花很长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张主任却说,今天,你妻子陈萍来过了。刘东吃惊地问,她来干什么。

    张主任提着暖壶说,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问题。你还很年轻,不知道应该把生活作风问题放在和工作作风并重的位置。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你们这些青年人腐蚀很大,要知道,在我们国家,生活作风问题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嘛。

    刘东打断了张主任的话,她来找小邱了?

    张主任笑着说,这就对了嘛,首先就应该勇于承认错误。

    刘东不知道陈萍对小邱说了什么,但他从心底反感张主任和李红梅他们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刘东认真地说,你说得很对。张主任满意地点了点头。刘东说,所以,我十分真切地恳求您,帮我做好陈萍同志的思想工作,让她正确地认识到,她和小邱同志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张主任手里的暖瓶碰的一声掉到地上,他颤抖着说,你给我滚。

    整整一天,刘东的思想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外,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猜测陈萍对小邱说过什么,这个问题让他觉得无比疲惫。刘东眼前闪过同事们高深莫测的表情。在某些问题上,人们宁愿选择某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刘东并不感到愤怒。他想,如果自己不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而是一个旁观者,也未必会比他们更高尚多少。

    下班了,很多人陆续离开办公室。刘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起身的时候看见门口进来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他先是敲了敲门,请问刘东在这里吗。

    刘东说,我就是。你是?

    牛仔服朝这边走过来,向刘东点了点头。突然,他把拳头重重地砸在刘东的脸上 。刘东眼前一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他扶着桌子爬起来的时候,从鼻子里涌出热乎乎的腥味液体,又酸又痛,好像是鼻梁骨断了。

    牛仔服捋着袖子,激动地说,我将以爱情的名义,和你决斗。

    刘东用手擦拭着脸上的血,他说,你要和我,什么?

    牛仔服悲愤地说,我不知道小邱为什么会遇到你这样的孬种。如果你真的爱她,就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接受我的挑战。

    血还是不停地涌出来,嘴里有一股浓重的咸腥味。刘东朝地上啐了一口,他看到这个愤怒的青年脸上流露出某种稚嫩,比自己小了好几岁,刘东忽然觉得可笑,他说,你是小邱的男朋友吧?男青年握着拳说,是又怎么样。刘东摇了摇头,你不知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斗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

    很多天以后,刘东的鼻子上还贴着类似于创可贴的白色胶布。有一次,他经过百货商厦的橱窗,看到玻璃中的自己,突然联想到戏曲舞台上的丑角。他想,也许生活更像一部直播的戏剧,而人们总是忘记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

    这一天是周末,阳光暖暖地洒在街上。到处是各式摊贩,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久违的阳光里,人们的脸上透露出某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刘东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街角的电话亭边停下了脚步,他掏出几个硬币拨通了电话。

    刘东说,你已经很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你猜出来了吗。

    电话那头是短暂的沉默,我想不到你会打过来。你是要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星座是吗?

    不。

    女孩说,好吧。那就让我猜最后一次,猜完之后,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刘东说,如果你愿意。

    女孩想了很久,最后,她说,双鱼座。神经质、健忘、多愁善感、想像丰富、自欺欺人等等都是这个星座的形像词,不过双鱼座最大的优点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最喜欢帮助人,愿意牺牲自己而为别人,不过不要以为他很伟大,其实只是他藉着帮助别人而突出自己的肯定价值,可见他们多么没有信心。

    女孩还没有说完,刘东打断了她的话,这就是你最后猜测的结果吗?

    女孩失望地说,是不是我又猜错了。

    刘东没有回答,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它都改变不了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刘东说,我要离婚。

    1987年岁末。刘东最终做出了离婚的打算。他和陈萍并坐在民政局办事大厅的长条木椅上,中间隔了一尺距离,各自沉默。

    大厅门口传来一阵刺耳的吵闹,一对男女扭打在一起,两边的人跟着一起推推搡搡,或许是他们的家属。刘东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争吵有什么意义,它只会让我感到虚弱。我始终没有明白的是,婚姻本质是什么,如果只是无止尽的忍受,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陈萍没有说话。她穿了一件双排扣的咖啡色风衣,神情疲惫。刘东想起这件风衣是他和陈萍第一次约会时送的礼物。一瞬间,它把刘东的思绪拉向仿佛已经十分久远的从前。刘东心里浮现出某种复杂的情感。

    刘东说,我从来没有资格来责备你。造成今天这一切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

    刘东说,我想你一定在心里恨我。你不知道,我也多么恨自己。

    刘东说,你可以把它归咎到我性格中的怯懦,但我无法在零碎琐屑的日常中左右自己的情绪,它让我感到绝望。

    陈萍仍然一言不发。这时,一对青年男女提着红色的尼龙袋走过来,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两个人脸上凝重的表情,微笑着把糖塞到刘东和陈萍的手里。这时,刘东看到民政局大厅的楼梯口赫然标注了婚姻登记处的走向。

    两个人各自把糖放在手心里。刘东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陈萍的肩膀发出了微微的抖动,然后是轻声的啜泣。刘东的心里变得纷乱,他看到陈萍的背影柔弱而无助,突然流露出无限的怜悯,他只是淡淡地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去办手续吧。

    陈萍转过身,脸颊上挂满了泪痕。她幽怨地说,我怀孕了。

    第二年冬天,刘东抱着周岁的女儿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房间里洇散着奶味、尿液和洗衣粉混杂的气味。陈萍蹲在地上,搓洗红色塑料脚盆里的尿片。陈萍说,要是有太阳就好了,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晒尿片和被子了。陈萍还要说什么,刘东突然朝她做了个嘘的手势,收音机里传来城市电台“星座与人生”节停播的消息。陈萍朝刘东白了一眼,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刘东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刘东突然问陈萍,你是什么星座?陈萍没有听清,她说,你说什么?刘东重复了这个问题,他看到陈萍只是低头搓洗着尿片,额头上渗出了几粒汗珠,哺乳期硕大的乳房随着节奏左右摇晃。陈萍鼻子里轻轻的哼了一声,她说,神经病。

    时光折叠

    赵柏田

    好多天了,我都注意到对面十二楼那个擦玻璃窗的男子。下午三时起,那个男子的手就不住地在窗户上抹呀,抹。他是在擦玻璃窗。看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做着这事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只有一只戴着蓝色绦棉袖套的手在不住地抹呀抹。在我与他之间,我目测有50米的平行距离。50米的空气后面,是不锈钢防盗窗的棂条,再是铝合金窗。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其距离就不是可以用米来计量的了。穿过下午阴沉的空气,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只手在窗玻璃上的移动:从上到下,自左往右,从顶部的气窗到下面的窗档和窗台,如是循环不止。

    那只手,他移动着,擦过来,又抹过去,有时轻缓,有时滞重,就好像是一具另有着灵性的生命。再后来,窗子开了一条小缝,这只手不耐烦地伸到了外面擦拭。窗玻璃上映出了这只手的影子。

    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只擦玻璃窗的手。一只是真实的,一只是它的影子。我可以想像擦玻璃窗的男子此时的身姿是努力前倾着的,踮着脚,头颈偏向另一边,他这个姿势好像要把自己的身子整个的送到窗外去。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姿势,这个动作所呈现出的力度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蚀入到筋骨里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只手还在窗玻璃上抹呀,抹。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已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只戴着蓝布袖套的手也从这扇窗户移到了另一扇。

    我突然止不住好奇,这个男子,他是谁?钟点工?下岗工人?退休教师?一个有些微清洁癖的居家男人?这个同灰尘斗争着的男子,他一天天地抹呀,抹呀,就像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人,不住地擦拭着死者的脸。生命一日一日,就这样子抹掉了。抹掉了。我现在这样看着他,我敢断定,他也看着我。他看着对面窗口的那个男子,一会走动,一会抽烟,一张脸慢慢地被升起来的暮色销蚀掉。

    我感到我正在被灰尘淹灭。它们一点点地上升,从脚下,到膝,到胸口,到喉咙。我都要透不过气来了。它们占领地板,茶几,电视机柜,沙发,书架,电脑桌、唱片架,餐桌,椅背。它们躲在床底下。躺进翻开一半的书里。它们钻进电脑机箱后面的电线接口,落在收录机的卡座上。甚至电话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中间的凹槽也有着它们微小的颗粒。空气无处不在,它们就无处不在。它们是空气的伴生物。它们就是空气。

    它们聚成蓬松的一团,像个小绒球,坚果那样大小,行走时的气流都能带动它们飞起来。灰尘的主要成份:皮屑,头发,体毛,烟灰,衣服上磨损的纤维。最主要的是皮屑。冬天,我干燥的皮肤好像不断地在掉皮屑。可是掉得再怎么多也不会生长出这么多的灰尘啊。它们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难道它们会裂变,会自我复制和增殖?每天下午,阳光射进屋子时就到处都是尘埃,飞扬着,盘旋着。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斜射的光线把它们彰显了出来。

    我被尘埃包围着,被昆虫一样飞舞的尘埃包围着。我抖动衣裤,拍打床单,它们全都飞起来,飞起来。我的屋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灰尘的大集装箱。总有一天,它们会湮灭我的呼吸。

    我一遍遍地擦拭。钟点工走了我就自己干。湿拖把,抹布,吸尘器,全用上了。我伏在地板上,像一只笨拙的树熊,擦呀擦。直到地板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的脸才歇手不干。可是我一转身,它们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一样又长出来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里?这微小的过程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成天战战兢兢,眼睛像探测器一样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发现一星灰尘的颗粒就把伏下身子赶紧把它们擦去。我成天干不了别的事,与灰尘的斗争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扇门出来推开另一扇门。我寻找,驱逐,消灭,清剿它们,可它们好像与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只要我一转身,它们就会长出来。我几乎听见了它们角落处的尖叫,它们促狭的笑。嘿,嘿嘿,嘿嘿嘿。

    一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擦灰尘。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在擦灰尘。第三个电话,我还是说,我在擦灰尘。再也没有电话了,一整天里,电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坐着。我也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想事。

    我的住宅楼的前面是一幢三十层高的写字楼,它顶层的玻璃花房和我房间的窗口构成一个直角,当西天的最后一抹阳光经多次折射后落到我窗前的地上,我感到折垒起来的不仅仅是光线,还有时间。它被折叠,消失到日子的背面,不须寻找,还会重新出现。所有的下午成了同一个下午。在其他的时辰里,我出入过的所有的房间也成了同一个房间。

    天色向晚,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去,桌子下面的脚好像被灰尘埋住了,动一动都很沉。我看着桌子下面我的脚,它们将要被越来越浓重的黑暗截断。我抚摸着它们,就像抚摸消失了的一段生命,死去的一段时光。

    临睡前我洗好澡擦干镜子上的雾汽时,一句话突然跳了出来:我们的心,都越来越顽固了。一张脸,一张因毛细血管的扩张而显得潮红的脸,从污秽的镜子中探出来,就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疲惫而又满足的性爱之旅。我打量着这个被我从镜子里擦出来的男人,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额。眉。眼。鼻。人中。嘴角的细纹。愈来愈显得粗短的脖子。茂盛的耻毛。肌肉上的皱。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我打开照相簿对照着看,越来越这么认为: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

    就像刺猬受到刺激和惊吓会蜷缩起身子,是不是一次次的挫败,也让我们的心紧缩了,坚硬了,顽固了?

    如果时光可以折叠,那么是不是一切的过去时都成了现在时,所有的文本也成了现在时的文本?发现了这一点我连着几天都很兴奋。过去的时光不再是散漫无际地铺展着,也不再像一棵树,从低处向着衰老和虚无生长。它收缩成了一本书或者一柄扇子大小,你走到哪里随时都可以带着它。

    是的,就是这样,折叠的时光,它是扇形的,它可以无限地铺展,当它折叠拢来,变得坚硬,黑暗,顽强,不可穿透。

    我被我的想法迷住了。我说到某一日,它的背后开始叠现出更多的日子。我想到某个事物的,总是跳出它背后的另一个事物。比如一件早晨刚换上的外套,它久违的气息让我好像闻到了那一年早春青草的气息,我穿着这件外套去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回来的时候又淋了一场大雨。比如这本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书,它的背后是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五月的长兴县和一个小个子的小说家朋友。因此我可以说了,这个冬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冬天,这本书的后面站着是另一本书。

    或许你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生活在回忆中了——还有一种猜想是,我把记忆的重筑作为了每日的功课,就像那个从一块小茶点里回想起整个贡布雷庄园的伟大的哮喘病人。他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说出一个事物,然后发现这事物背后的另一个事物,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广大的世界不也是这样联系着?然而我并不是这种新美学的学徒。我没有创造一整个世界的雄心。时间已经、正在、还要把我伤害,我把它折叠,只是藏起它的锋刃,就像把刀子送入刀鞘。折叠时光是我的安全保护证。

    我想更老一些,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用一把扇子的形式来结构。日子以几根扇轴为支点繁复地铺展开来,它们是:大楼,街道,转角,路线图,对话,欲望,日记片断,观察笔记,它们一页一页重叠着,写作者的手操纵着扇柄,把他们打开或者折拢。

    在这本未来之书里我着力要描绘的是时间的脸,是那张丰富的脸上种种的表情。

    天一阁

    从长春路转入天一街,天就暗了。长春路上满街樟树,而此间的树木愈加茂密。不足十米宽的小街,两边蔓长的枝叶纵横交错着几乎让天光漏不下来。即便百米外的大马路上日光朗照,这里也还是暗。那般的暗,一叠叠地加深,加重,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水底。枝叶罅隙间漏下的几缕光则成了晃动的水纹。还有一个差堪比拟的经验,是一个人走在剧院长长的走廊。那长廊似乎在无限地延展,你走着,却不知道内里的剧院将要上演的是一出什么戏。但这街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幽深,它一目到底,百米开外就是天一阁森然的西大门。谁说这不是又一个剧院呢。那里的假山、亭台、楼阁、花园和花园里的阴影不也同样是戏台上的布景一般,虚幻,且美好。一个家族四百年的惊情故事在这里上演。老爷,侍妾,小姐,丫环,兵部侍郎,哲学家,教师,诗人与盗贼。一些人来过,一些人离去。还有一些人在黑暗的楼梯里静气屏息蹑足行走,饿了吞枣,渴了吃雪。对书籍的尊崇使他们不自觉地拱肩、弯背,把头勾得低低的,如同一条条衰老的虫子。这些故事的前传,则是这个园子的主人范侍郎如同一颗不安份的精子般的游荡生涯: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陆,伴随着他的宦游的是越来越重的书囊和一颗从躁进到疲惫的心。还有芸,一种能辟蠹鱼的优雅的植物的传说——几百年来这个神话化了的家族故事里,我说到的芸,演化成了一个哀怨的妇人的名字——“这个女人只是抱了花蕾睡”——她对文字的敏感如同对异性手指触摸的敏感。于是乎,小姐郁郁而终,死前的手指还指着园中藏书的阁楼——设若有来生,我倒情愿她转世成了黄宗羲在1673年秋天看见过的那只在花园中白色闪电般飞掠而过的白鼠——她轻盈的腰身足可以登临十丈高的风火墙,并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侧身挤入那些藏书的黑匣子——在更早的宋人的笔记里,她又叫七里香——“叶类婉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芳,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女人与植物,妖娆的,或是苍白的,哦,这些阴性的名词这些潮湿的虚虚实实的往事。这些故事让我迷惑。是的,迷惑。它们让我一靠近天一街就仿佛闻到明朝雨水的气息,那样的腐朽和清新,如同花朵沤烂在水里。东明草堂。西园。曲池。南园。水北阁。这个南方中国的古老园子好像有着魅人心性的神秘力量,那么多年了,我一次次地进入其中,那么多的门,正门、边门、暗门,还有门背后的一处处转折、暗道,还是会让我一次次地迷路。我曾经把这个古老的园子作为我在这座终日海风吹彻的城里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隐喻:一个令人迷惑的园子,它内部交错的小径,直接对应于生活背后的幽暗和神秘。1997年,它初次出现在我梦中——实际的情形是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它——醒来后我记下了那次梦乡旅行: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天一阁墙门外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铺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宫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根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我为什么要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它瑰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十年后我再度描述这个梦,生活已越来越让我感到是一座让人迷失的宫殿。

    当年画栋横朱楼,今日尘埃在荆棘。那是一个叫陈登原的历史学家在1930年夏天访天一阁的心情。从叙述来看,他也是从西大门进入这个园子的。只是不好断定他之所谓“纡回”、“屈折”而入的“鸟道”,是不是今日这条如同在水底的街巷?陈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忠实记下了他之所见:杂生的怒草,苔藓与爬山虎,见人乱窜的飞燕,酱紫的木头楼梯(已从原位置抽去)与全祖望的字,屋宇纵深处几乎不见底的黑。让我高兴的是陈登原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屋子深处的黑。从某种含义上说,正是这黑,一次次地吸引着我进入这个园子并努力想去看个究竟,它对我的诱引,或可说远甚于可感的碑林、石像,珍本或一张明代的印版。“其处甚昏黑,几无以辨人”——黑暗中浮上历史学家记忆的是这个园子的第一个客人黄宗羲,他断定,就是那架抽去了的楼梯把1673年的秋天的黄宗羲送入了这个园子的秘密心脏:藏书楼。前修可念,为之默尔,他这样对我们说。1930年的陈登原想像着1673年的黄宗羲,而我在2006年春天想像着1930年的陈登原想像着若干年后他一个人在西北孤独的死,想像着1673年的黄宗羲。我见过照片上的陈登原:瘦,且老,一张愤怒者的脸,严厉地盯视着你,让你为品行的不洁和对花园里的妇女的遐想羞愧。愤怒的陈登原说出这样温暖的话真让人吃惊。而他后来在用了半年时间完成的《天一阁藏书考》中,把书视作范氏家族灾祸的种子,更显出了学者身上难得一见的人性的关怀:范氏藏书,自懋柱以来,无读书种子久矣。家贫者以书为奇货,而有串同盗窃之嫌;家贫者忙于赎书,亦多牵累之虞。是则书为范氏祸,明矣……”

    每天早晨我经过天一阁西大门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此时阳光正从青灰的院墙后面蔓延开来——当然须是晴天——天一街两边旧街区的房子里,老妇人生起了炉子,呛人的烟缭绕着总不肯散去。再过去,汽车修理厂打开了锈蚀的铁门,穿蓝色工装的修理工开始用钢钎敲打汽车轮胎。梆梆梆,梆梆梆。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用他们拙笨的动作跳一支喜唰唰或者今天是个好日子了。前一日抵达的从上海或江苏方向来的大客车把一天里的第一批客人拉到了天一阁西大门口。在郭沫若和潘天寿的字后面,尽职的门卫结束晨练,坐到了功德箱般的桌子后面,他的桌上摊开着一本股市大全。而此时,阳光正透过头顶密云般的的樟树叶,落在范钦先生石像的肩头,并顺着他衣服上的皱褶,落在他膝前的青砖地上。

    人生非病即愁,念头纷飞

    ——题记

    1999年初夏,一天下午,母亲去地里收菜回来,她蹬着的农用三轮车翻落路边的水沟。侧翻的车压住了她。满地奔跑、叫喊着的土豆、莴苣、茄子和青瓜压住了她。她费了好大劲才从车身下爬出来。揉着手臂,她听到了里面骨头碎裂的声音。碎裂的骨头隔了一层皮肤在她的指头下滑动,像是要支楞到外面来。她奇怪的是怎么没有了痛。就好像她在揉着的是一节枯枝,或者一截锄柄。母亲坐在翻转的农用三轮车旁边,要把她的痛找回来。然而,痛,突然地,不期而至地到来时,她连站起来迈出一脚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坐着。坐着。不知坐了多久。下午就要过去了。一个被巨大的痛包围着的妇人,坐在暗下来的田野中央。坐在痛的中央。这些痛,是成片被晚风压倒的青草的忧伤。这些痛。哦这些痛。我们在夜色中找回她,她的半边脸还是歪的。一张痛歪的脸。

    连夜送到第一医院。急诊。拍片。送检。从一楼跑到四楼。又从四楼跑到一楼。长久的等待。排队。张望。才芽表哥(他在这家医院做骨伤科医生)拿着X光底片说:三嬷,全碎了。父亲看着穿着白大褂的外甥,目光里闪动着畏怯。全碎了?是的,全碎了。哪儿碎了?是肘关节第三根小骨与第四根小骨的连接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饭撬骨。才芽表哥绾袖,屈肘,在自己手臂上演示着他所说的部位。哦,是饭撬骨碎了。母亲说。哦,是饭撬骨碎了。父亲说着好像还舒了一口气。才芽表哥拿出了两套医治方案:1、在肘关节第三根小骨与第四根小骨的连接处楔进钢钉,一枚,甚至三枚,四枚;2、石膏加夹板,使之固定。母亲坚决不用钢钉,于是采用第二套方案。但才芽表哥后来发现,母亲肘部的骨头摔得太碎了,实在太碎了,都碎成骨头渣了,再上石膏夹板也没有了意义。于是配了些消炎的氟派酸、头孢拉定和清淤化血的云南白药之类回了家。母亲右手的痼疾就是这样落下的。它再也不能举高。不能提重物。抱孩子。这只残疾的手,不能伸展,曲拢。前臂与后臂之间,永远的130度角,或者140度角。到了雨天,它就痛。在130度角和140度角之间,喊着痛。痛。痛。

    之前的半年,也是在这家医院,妇科手术室的一张铁床上,母亲割去了她腹内重达1.5公斤的肌瘤。同时她还失去了她的子宫。手术是在冬天,术后的母亲陈年的支气管炎又犯了。可又不能咳。一咳,腹内鼓动的气流就会撕裂缝好的刀口。她憋着,狠命地憋着。脸涨得通红。后来用了120元一小时的化痰机。一种雾状的药剂顺着长长的管子,从面罩处喷向她张开的嘴。才止住了咳。出院那天,我们扶她躺在父亲拉来的平板车上,平板车的下面垫着新鲜的干草。她说,痛。她还说,小腹下面空空荡荡的。这巨大的虚空。这空空荡荡的痛。我知道是身体的,更是内心的。一个女人的痛。将要和她一起走过余生,就像她的影子。

    接下来是牙痛。不不,这痛,寄生的时间更早。只是它一直潜藏着,像黑暗中的兽,猛一下拧紧你面部的某根神经。母亲张开她的嘴说,啊啊啊。她说,啊啊啊。她发出这样的音节是向她的儿子展示她黑暗的口腔。里面的牙,没一颗好的了。她说完,就会丝丝地吸气。风穿过她空空的牙缝,那声音是多么的冷。冷入骨髓。病牙让她的梦境也透着吹过瓦楞般的细风。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她睡不着了就会起来,坐在灶膛前烧水。有时凌晨,有时半夜,起来就烧水。直到把所有的热水瓶、水壶、水罐、水坛里都装上开水。她生火,添柴,倒水,再倒水。她注视着火焰舔着铁锅。她拨拉着柴火的余烬。以期把痛移走。她一个人在黑暗中做着这些动作,就像堂哥才生,以前半夜里头痛得厉害了,就走到院子里,搬石头,这边的搬到那边。那边的搬到这边。冬天了,我总避着她。她又在咳了。从早到晚地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我就是不在她身边也能听到这样的咳声。她说喉咙痛,痛得就像支着两块干燥的大石头。她说,咳得胸都透不过气了。她还会说,总有一天,我就这样,一口气咳不好,死了。她总是这样说。我就怕听这样的话,避着不见她。我打定了主意,下次她再这样说,我就打断她:妈妈,不要!我们都不说那个字。不说。不说。

    两年后的秋天,也是这辆三轮车把父亲摔了。那天他骑车从榆嘉桥菜地回来的路上,突然就从车座上飞了出去。当他清醒过来,已经躺在了路边的一堆砂砾堆上。旁边侧翻着的三轮车,轮子还兀自在骨碌碌地空转。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觉得没什么大碍,收拾收拾就又往家里赶。饭后无事,父亲照例一个人坐在堂前抽了七八根烟,盘算了一下明日的农事,困意上来,就去睡了。没想到第二日一早起来左手就不能动弹了,脱去衣服,整个膀子青紫淤肿。我们兄弟三个问他痛吗,他牙缝里咝咝地抽着气说,还好,还好。问他要不要上医院,他说,不用,不用。

    这辆农用三轮车,是失地以后父母的一个主要工具,上菜场、下菜地全靠它。车是1995年购置的,比平板的三轮车小一号。绿漆的车斗,长1.2米,宽0.9米。车斗很浅。可又时常装载得很满:镰刀,锄头、铁耙等农具,热水瓶,茶缸,准备在田头吃的饭菜,收上来的青菜,土豆和莴苣等等。不锈钢的车龙头,已经被雨水销蚀,显出点点锈迹。轮胎钢圈焊接处已经开裂,钢针松紧不一,每一侧有三四枚断针。车轴久不上油,一转动就嘎吱嘎吱响。更要命的是它还经常掉链,路上掉了就要搞得满手油污。

    我去看了父亲翻车的地点,那是一处田埂与机耕路交接的转角处。左边是废弃的氨水池,右边是附近水泥厂工地倾倒的砂砾堆。田埂宽1.6米,是泥路,机耕路宽3,是砾石路面,父亲在这个转角处摔倒,我揣想原因不外是两个:1,车速过快,当车子转弯时,强大的向心力把他带离座位飞了起来。2,他是为了避让什么,譬如一个挑担的行人,一辆横冲直撞着过来的拖拉机,或者一群牲畜,他过于迅猛的避让动作使人和车一下失去了平衡。

    一段时间父亲看着这车的眼神都有点怪怪的,他实在搞不明白,短短的两年内,这车何以让妈妈飞出去,又让他飞出去。他对这平板车的情绪是复杂的。他没有弃而不用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代步或者说谋生的工具。我托人为他找过一个清洁工的工作,他没有去,又找过一个仓库保管员的工作,他也没有去。他就这样把自己的命跟土地绑在了一起,而这土地,名义上还不是他的。有一种人,他的心就这么顽固。

    老家那个县改成县级市的那一年,城郊几个村的数万亩水稻田随着政府一声令下,全都改种大棚蔬菜,在水稻田里趟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不得不改变了他顽固坚持的劳作方式。他像参加扫盲班一样参加“蔬办”组织的大膜育秧、间种套种技术,去农技站购买优质和不那么优质的化肥,并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成天的窝在屋子里研究各种农药的配比成份。长年在锅盆碗筷中转悠的母亲,则被驱赶到菜市场去守一个仅容转身的菜摊。问题是父亲侍弄瓜果蔬菜远没有他种水稻那样得心应手,常常是菜价高时,他的蕃茄带豆南瓜还在地里长个儿,到可以收来摆上菜摊了却不得不贱卖。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一个怨一个种不好,一个怨一个卖不动,因口角的龌龃而呕气,而骂骂咧咧,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像是随时要爆炸开来。后来果蔬的栽种技术这一关算是过了,但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将把城西的蔬菜地全都用作房产开发。无地可种的父亲像一个退休赋闲的老革命一样心绪不宁。接下来的日子他养过鸭子、蚯蚓、兔子和猪崽,可最后都蚀本了。后来他对母亲说:生来是摸土坷垃的命,干什么都不踏实,还是弄蔬菜吧。十里外的榆嘉桥村,很多男人都出外做木工、泥水工,地都抛了荒,父亲以每亩八百租了四亩。于是母亲又成了一个菜婆子。因为那块地薄,出产少,她还要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到庙弄蔬菜批发市场排长队,然后回到家把批发来的蔬菜按成色的好坏分捡,在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赚取一点差价。那些年,屋子里成天都是腐烂的土豆、茄子、菜叶和咸菜缸令人作呕的气味,这气味浮载着生活滑向我们不知道的来日。

    一个瘤,它生长在腰与臀之间。缓慢地生长了三年。肌肤上一个轻微的隆起,手指触去,它会轻微地滑动,像皮肤下一只奔跑的幼鼠。它是怎样像种子一样生长的?我不知道。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大如一颗豌豆。再后来,长成一颗鹌鹑蛋大小。我想像它最初的生长,就像一滴雨的形成。开始是一粒毒素的尘埃——生活将在我身上积淀多少毒素!——一天天地,周围集结了越来越多的纤维和脂肪。它在我睡眠时生长。在我谈话时生长。在我写字时生长。它生长。生长。缓慢地生长。直至有一天,我无意中隔着裤子摸到了它。有点点麻。痒。还有点,恐惧。当然这恐惧很快被打消了。在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三皮告诉我,这个叫瘤的体表突起,在医学上叫囊肿,皮脂腺囊肿。你可以不必理会它。它基本上是无害的。这又让它在我的身体上成长了三年。这三年,我与它相安无事。尤其开始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按理说,我们可以长期友和相处,犯不着上医院挨上一刀去切除它。可我最终还是上了医院。因为不管怎样说,平滑的肌肤上长出这么一个突起之物毕竟不是好事。它让我好长时间不敢进公共浴室(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城,冬天洗澡只能上这样的公共浴室),夏天不敢上游泳场,大热天气里不敢赤膊。我怕听到这样的惊叹语气:啊,一个瘤!还受不了一次次这样的关心:哦,没事吧?不会再大了吧?当他们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病人。我就恨不得有一把闪亮的手术刀切除它,也切断他们杂乱的视线。自觉远离他们,成了我唯一能做的。可是我还是受不了。受不了他们关于此疾病的种种的揣测。这些揣测不外乎以下这些:1、尚无证据表明它会传染,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2、这种疾病或许是遗传的,或许是器质性病变,如果是后者,此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问题。3、不排除以下种种心理问题的可能:这是一个心理时常受挫的人。一个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一个遭受压抑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经常压抑自己的肝火和性欲的人。456......我终于挑选了冬日里晴朗的一天上医院去切除它。我必须去切除它。CT拍照显示,1.60*1.30。这是它在我体内所占的空间。微小。椭圆。可是我感觉它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生活天空。光标在底片上滑动,在晦暗不明的身体内部滑动。骨胳。体液。脂肪。纤维。三皮说,你看,它是透明的,肯定是脂肪瘤,对对,就是囊肿,没大问题,其实你不必急着在冬天切除它,冬天气候干燥,刀伤缝合起来慢得多。可是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几乎是逼着三皮立即给我找一个外科大夫。十分钟后,我躺在了外科诊疗室的一张简易病床上。腰臀之间的这一圈皮肤裸露在了空气中。两分钟后,皮肤感到了酒精棉花擦拭的沁凉。局部的麻药针让我感到身体的这一部分不再是我的。五分钟后,我听到了皮肤割开的嗖嗖声。手术刀。镊子。小剪刀的咔嚓声。酒精棉花。金属托盘的叮当声。再过十来分钟,围着我的医生走开了。整个过程就这样不到二十分钟。我被嘱咐再在这张小床上躺半小时,待麻药的药性过了再起来。可是他们一走,我就迫不及待站起身,拉上裤子,整好衣服走出了诊疗室。一会儿我就来到医院门外的和义路上。我看着姚江公园里像哲学家一样散步沉思的病人。看着河水。靛青的河水像冻住了。我看着河对岸的槐树路。那里没有车,也没有人。只有靛青色的天空,压着江岸细弱的柳树。真是个寒冷的冬天。

    解放桥开始整修了,施工队在烧电焊,焊花落进了桥下的河里。桥的两端用天蓝色的玻璃钢瓦设置了路障,车辆不能通行,行人也不能通行。每天清早,我都要为怎样去河对岸的银行大楼犯愁。那里有我办公的一张桌子。隔着河,土灰色的银行大楼看上去是那么近,可是要进入这个城堡却大费周折。去银行大楼有两种走法,每一种走法都要绕大半个圈,费时3040分钟不等。第一种走法是向东。骑着单车,穿过解放北路上的十字路口,依次经过苍水街,中山东路,新江桥,再沿江岸的槐树公园骑行。路上要经过市政府,中山食苑,出版社,新华书店,雅戈尔大楼,E咖啡,长发商厦,新世纪百货,第二百货,新华联商厦,培罗成大楼,东门口邮局,新江桥,老外滩,金港大酒店。吹着江风上了新江桥(这里的风咸壳壳的,有了海水的气味),不远处是江厦桥,灵桥。这三座桥横跨着三条河,姚江,奉化江,甬江。这就是三江口,三条江汇流在一处的地方。很多人喜欢把它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但除了江宽,除了风大,除了停泊的船,我看不到别的什么。在这条路上我遇见过无数步履匆忙的公务员,店员,公司白领和成群结队逛街的妇女。走这条路的好处是新江桥不陡,不用费劲上坡下坡。不好之处是人挤,车挤,红绿灯多。第二种走法,从我白衣巷的住处,沿西河街向西,到翠柏路折向北,经新芝路,永丰桥,槐树路。这样走路远些,人车少些。路上会经过第二医院门诊大楼,中医院,高塘二村、三村、四村,高塘菜市场,槐树小区,槐树公寓。在永丰桥上还可以看到似乎永远都在施工的大剧院工地。永丰桥是这座城里我见过的最长的桥了。桥下是姚江和永丰路,再加两端的引桥,总长度1000米到1500米之间。我骑着单车晃晃悠悠上了桥面。大风好像要把我吹走。我弓身。猫腰。双脚用力蹬踏。蹬。蹬。蹬。随着蹬踏身子起伏,就像踩着一辆水车。蹬踏得厉害了屁股抬起来离开了座垫,人几乎站立在了单车上。上坡。下坡。单车滑行。转弯。直行。在桥上吹着大风想着我在老家的父母我总是想哭。走完这座桥我总是大汗淋漓。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上坡,下坡,蹬着单车。像追赶着什么,又像被什么追赶。我36岁了。我几乎还什么都没有过。我刚刚开始学习观看。学习爱,学习谦逊,学习承受和广大的寂寞。每天就这样,上坡,下坡,像一个少年一样蹬着单车。再把自己像一枚硬币塞进吃老虎机一样送进大楼。握手,点头,寒暄,表格,公文,方案,政治学习,流言。我写过诗,写过长篇小说,想开书店,贩运服装,都失败了。一个人可以忍受多少的失败?上坡,下坡,多么无聊。上坡,下坡,多么失败。下一场雪吧。下一场遮没这个世界的大雪。让我像马可瓦多一样,早晨醒来发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消失了。我要赶往的单位消失了。至少是今天,城市,单位,晃动的脸,今天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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